《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意見》（下稱《意見》）近日正式印發。《意見》指出，到2025年，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更為完善，營商環境更為優化，形成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龍頭企業和產業集群，產業價值鏈水平進一步提升，對外貿和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

“外貿新業態新模式是對外貿易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創新實踐，是我國外貿發展的有生力量。能夠很好激發外貿主體活力，拓展外貿發展空間，提升外貿運行效率，穩定外貿產業鏈供應鏈，實現產業數字化和貿易數字化融合。”7月12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商務部部長助理任鴻斌表示，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新模式，有利于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對于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中國貿促會專家委員會委員、對外經貿大學教授王健在接受《中國貿易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意見》明確了我國推動新技術新工具賦能外貿發展的政策方向，確定了具體落實的部門，為各級政府各個層面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意見》的發布，對新形勢下穩外貿以及推進外貿新發展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反映了我國政府不斷適應新技術新手段給外貿帶來的轉型新趨勢。出臺外貿支持政策和監管體系的創新，為外貿企業創新提供不斷完善和優化的營商環境和監管政策，充分體現“放、管、服”政策原則的具體落實。

近年來，我國跨境電商快速發展，規模5年增長近10倍，市場采購貿易規模6年增長5倍。外貿綜合服務企業超1500家，海外倉數量超1900個，加工貿易保稅維修項目已建成約130個。新業態新模式已成為推動外貿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但發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難，市場主體和一些地方普遍希望進一步出臺指導性政策，優化頂層設計，加強統籌協調。

對此，業內專家向記者表示，《意見》著眼全局，聚焦行業痛點和發展難點，提出了務實舉措。例如，針對各地發展跨境電商B2B訴求，提出在全國適用相應監管模式；針對海外倉融資難貴問題，提出支持綜合運用建設—運營—移交（BOT）、結構化融資等多種投融資方式多元投入海外倉建設，并加大出口信用保險對海外倉等支持力度；針對外貿綜合服務企業集中反映的權責不匹配問題，提出完善海關“雙罰”機制，由綜服企業及其客戶區分情節承擔相應責任，等等。

“《意見》中提出的推廣數字智能技術應用、完善跨境電商發展支持政策、扎實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建設、培育一批優秀海外倉企業、完善覆蓋全球的海外倉網絡等內容，主要圍繞當前信息技術網絡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努力探索政策應當如何支持外貿行業的發展。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過新技術新工具來穩外貿，解決我國在新形勢下的外貿增長問題。”王健說。

他認為，新技術新工具賦能的外貿發展新渠道，可以推動外貿全流程的數字化，建立多方式多渠道的外貿業務新體系。在跨境電商各個方面完善政策，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多獲得感。信息技術和網絡的應用讓跨境貿易正呈現碎片化的趨勢，跨境電商的監管和稅收體系正日趨完善，這就要求外貿企業和全球物流體系不斷創新，建立符合全球貿易監管流程的配送體系。海外倉正是這樣一種將我國外貿優勢與本地化運營結合起來的全球外貿交付體系。此外，推進和擴大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試點范圍，則是要幫助形成跨境電子商務的生態體系，引領跨境電商新業態新模式和監管方式的創新和優化。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告訴記者，數字經濟時代，作為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的具體體現，數字貿易已經成為我國外貿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向。此時出臺相關支持政策，正是行業發展的迫切需要。

外貿行業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跨境電商和數字貿易的蓬勃發展與不斷提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流行更加促使數字智能技術被越來越多地應用到全球跨境貿易之中。順應數字經濟發展的趨勢，數字貿易越發顯現出比較優勢。“包括跨境電商在內的數字貿易、平臺經濟讓更多個性化需求得以滿足，平臺經濟邊際成本趨近于零，從而令長尾效應越發明顯。在后疫情時代，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有待重塑，通過新業態新模式的發展可以很好地解決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幫助更多的中小微企業更快更穩走出去。”劉英說。